张之洞在实现“封疆梦想”之后，开始逐渐“报答”老朋友。广州总督任上，他招商引资，让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；辖区内所有上交中央财粮税款事务，也统由协同庆代理。短短几年，协同庆轻松赚进百万，势头直逼日升昌。日升昌因为看走眼，肠子都悔青了。

晋商的成功离不开官场关系，明着是做生意，功夫却在生意之外。他们押宝进京赶考的书生、金榜题名的状元、即将上任的新官，还有想升大官的小官。一个个外表光鲜的朝廷命官，始终被孔方兄牵着鼻子走。官商连体，既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，也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

张之洞自幼聪慧异常，他爹是贵州的一个知府，但是大家都说小张将来肯定超过老张。果然，小张26岁就名列殿试第一，当即被分配到翰林院工作。

翰林院是个典型的清水衙门，也是一个清闲的单位，但年轻的张之洞照样干得热火朝天。他认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一定有机会实现修齐治平的宏伟理想。曾国藩老前辈当年殿试排名只是第四十二名，他能成功，我反而不能？而且，要不是两次遇到堂兄张之万任考官，按规定考官的家人必须应试回避，自己得功名还要早呢。

刚踏上工作岗位那阵子，张之洞苦思冥想写了不少工作建议，上报之前总要先请堂兄把关，也期盼他说个“好”。张之万是过来之人，给老弟泼了一盆冷水：文章确实有见地，不是一般人能写的。但是呢，要想实现远大抱负，必须出任封疆大吏，小京官作为有限。

这盆冷水对张之洞一生影响很大，但没有浇灭他的工作积极性。谁知一晃小20年过去了，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是华发渐生，工作范围始终没出文教部门，总是在翰林院、考官、学政、国子监的岗位晃来晃去。

时间已到19世纪80年代。两次鸦片战争之后，大清强敌环伺，民不聊生，国运日坠，上下束手无策，迫切需要经国之才。当时朝廷正在酝酿调整干部，正巧，张之洞就国防和外交政策发表的系统意见，第一次引起朝野瞩目，据说慈禧看了以后，先是惊讶，后是连连点头。

看起来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，但张之洞早已不是愤青，他知道孔方兄必须出场。

经朋友牵线，张之洞来到位于前门的平遥会馆，与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老板见面。

日升昌老板：“打算借多少？”

张之洞：“10万两行吗？”

日升昌老板：“急不急？”

张之洞：“不急就不来找你了。”

日升昌老板：“我先看看够不够，三天后回话。”

日升昌是山西的票号，也是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，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“乡下爷爷”。它实力雄厚，信用度高，分号遍及全国各地。10万两相当于今天的2000多万人民币，但在日升昌不是什么大事。老板用了缓兵之计，他有事要做。

在北京营业的山西票号都有一个名册，有投资价值的各级官员情况都在上面，只要名字在册，张口就到账。名字不在册的官员如果借钱，票号就要启动客户调查程序，根据调查结果再做决定。

日升昌老板翻了翻小册子，根本没有张之洞的影子。这个后来的晚晴四大名臣之一、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辉煌地位的大政治家，当时完全不为人知。

原来，这个姓张的没有任何背景，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前途。虽然时作惊人之语，但只是个小小从四品，还是刚提的。岗位职责是为上面讲话发文件找点儿资料，人家用不用还两说。父子两代做官几十年，老家没添半亩田。总之，如果贷款给这哥儿们，等于拿银子打水漂玩。

于是，日升昌委婉地拒绝了张之洞。

第二天，绝望中的张之洞收到了一封请柬，协同庆票号老板请他赴宴。

协同庆的规模和实力比不了日升昌，一下子很难拿出10万巨款。但它能在京城站住脚，自有道理。大客户早被大票号瓜分，它就锁定小客户，用低低的成本、浓浓的人文关怀，做了生意，赚了感情。

日升昌拒绝张之洞话音未落，协同庆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。

在协同庆的花名册上，张之洞在有抱负有潜力缺机会的小官一栏。根据内部消息，最近张之洞行情陡然看涨，不排除是一匹黑马。他的问题在于自视甚高，人脉枯薄，动手又太晚，每个环节都可能有阻滞，所以资金很关键。

他身陷如此困境，在他身上投资，他一定不会忘记。他的工资仅能糊口，家里还养了十几只猫，而养宠物的人一般都重情重义。这单生意的风险是，不能确定馅饼一定砸到他的头上，也就是说，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性，这是协同庆无法承受的。

董事会经过一夜磋商，最终做出了一个完美的方案。

席间，协同庆老板劝酒夹菜，谦恭有加，好像没有别的事。张之洞满腹狐疑，好几回想咨询一下贷款的事，人家总是笑笑说，这是小事，喝酒喝酒。等到酒足饭饱，协同庆老板正色道：

“您的文章、韬略、人品举世景仰，我们早就想结识您了。您时运不济，憋屈多年，大家都为您鸣不平。国家都这样了，人才该出头了。需要我们搭把手的话，您尽管吩咐。”

张之洞第一次如此受人尊崇和理解，不禁热泪盈盈：

“数字太大了，恐怕你们也为难。”

协同庆老板问：“30万两够吗？”

张之洞大惊：“10万两足够了！”

老板又问：“是一次性送给一个人吗？”

张之洞说：“当然不是，需要打点不少人呢。”

老板出了个非常可心的主意：“您这么大官，弄一堆银子回家目标太大，也不安全，不如每次用多少过来拿多少，到起到效果为止。”

协同庆刚为张之洞支付至三万两，馅饼突然像雨点儿一样砸向张之洞，也砸向协同庆！

1881年（光绪七年）7月，慈禧做出了一个清史上罕见的决定：张之洞由翰林院侍讲学士，直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一夜之间连升四级！年底，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。次年到任不久，又不断转任其他重要岗位。又过两年，张之洞荣升两广总督。

张之洞终于实现了封疆梦想，开始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，同时他也不忘老朋友。一到广州总督署，他就开始招商引资，让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；辖区内所有上交中央财粮税款事务，统由协同庆代理。短短几年，协同庆轻松赚进百万，势头直逼日升昌。日升昌则因为看走一回眼，肠子都悔青了。

张之洞与协同庆的成功合作，是封建社会官商关系的缩影。

明清两代，晋商掌控全国商业、金融业达500年之久，天下富人十之六七是晋商，成功的秘密就是与官场的关系铁。晋商明着是做生意，功夫却在生意之外。

晋商的第一桶金是朱元璋给的。当时为了防范残元政权，必须加强边防，但是后勤工作跟不上。因为山西与蒙古地区是邻居，朱元璋就与山西商人做了一个交易，只要他们肯给边防军供应粮食，就能拿到食盐的特许经营权。晋商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，接着便杀向了全国。

清朝入关之前，同样面临军事物资短缺问题。晋商哪管什么社会责任，忙着走私，两边游走大发其财，作用相当于清军后勤部长。因此顺治皇帝一到北京，就隆重宴请了八位晋商代表，并将它们列编于内务府，由私企转为国企，特权多多。

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，客观上呼唤金融资本的时候，晋商的商业分号因为早就遍及全国，便摇身变作网点密布的票号，也就是现代银行性质的金融企业，西方人则干脆把票号叫作Shanxi Bank!

票号的鼎盛期在1900年到1910年，当时全国总共有51家票号，其中43家是晋商的，动力还是官场。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，慈禧狼狈西逃，一路食不果腹的窘况，到了山西才改变。晋商不但早早知道老佛爷的行踪，还准确地预测到政局的发展走向，就像协同庆对待张之洞一样，接风洗尘，热情周到，临走还献上20万两零花钱。

慈禧大悦，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连本带息十亿两白银的赔款，统统通过晋商票号走账，晋商大发了一回国难财。

晋商根在山西，枝繁叶茂在权力最集中的地方。在北京，山西票号和各家会馆的工作重点，是通过无所不至的一条龙服务，培养、结交和套牢权贵。

当各地读书人进京赶考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贫困而聪慧的考生身上押宝，为他们提供食宿，送点儿小钱。当考生金榜题名，运作补缺上岗时，他们及时提供贷款。新官要上任了，张之洞那些小官想升大官了，官场上遇到坎儿了，打官司了，无不需要山西票号做中介、出经费。总之，一个个外表光鲜的朝廷命官，始终像牛一样被牵着鼻子走，晋商是官场腐败不停息的发动机。

所以说，商场离不开官场只是问题的一面，官场同样离不开商场。官商共生共荣必然滋生各种帮派，对封建政权构成了致命威胁。到了晚清，晋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各级官员，甚至能左右政府的决策。由于双方关系如胶似漆、难分难解，自然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“第二政权”、“影子政府”。这对朝廷是真正的噩梦，因为在不知不觉中，权力从紫禁城的门缝溜走了。

然而晋商也是受害者，不但活得没有尊严，更要命的是，人家能让你发财，也能让你破财。所以晋商钱再多，也只能拼命置地盖房子，满足于当胡吃海塞的土财主，根本不敢扩大再生产。今天我们到了山西，还能看到不少这个大院、那个大院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结论是，官和商成为连体婴儿，既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，也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让权力从市场走开，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，上帝的归上帝，恺撒的归恺撒，这是铲除官场腐败、保证政治安定的治本之策，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能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的意义，也能领会“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”的智慧。